新京报记者 秦冰 实习生 冯浩倪 编辑 杨海 校对 王心
经过层层面试，李青终于在今年6月拿到了一家国内头部互联网公司的offer。
过去近十年，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包公司做数据开发。在“35岁危机”来临前，这张大厂入场券意味着太多：从外包转为正式员工，税前年薪约40万元，比他的预期高出10万。因为孩子还小，他和家人商量后，决定举家从武汉迁往北京。
他按照HR的要求，签下一份长长的背景调查授权列表，然后果决地辞职，谢绝了原公司的一再挽留。
被拒的消息是在他上班时传来的。HR打来语音电话：背调报告中出现了一个黄灯，这意味着offer可能会被作废。他向HR努力解释，对方说。看能不能再去帮他争取一下。
当天晚上，HR再次来电：“争取不了，系统流程过不去。”
原因指向他几年前的一场交通事故诉讼——他当时第一时间打了120，全力抢救被撞的老人；作为被告，赔偿也早已履行。
和李青一样，大多数求职者在拿到offer之后，都要先签一份这样的授权列表。
李青签的时候几乎没看。HR告诉他，收到offer后要接受背调，他爽快应下，以为只是走个流程，基本没看协议内容，划到最底部，签下了名字。他已记不清授权了哪些项目，只记得“那是一份长长的列表”。
▲李青收到的北京调查通知。受访者供图
周伊签得比他小心。今年7月，她面试了一家互联网公司。两轮面试都聊得顺利，HR在电话里热情地催她走offer流程，还叮嘱她，如果offer发下来，希望她不要反悔——重新启动招聘流程很麻烦。
offer周一发到了她的邮箱，随后而来的是第三方背调的网页链接。她原以为，背调只是填一下上家公司HR和主管的联系方式。实际填写却花了约一个小时。她要阅读一份“像合同一样”的同意书，填写多项个人及工作信息，上传身份证、学历证明，授权页面里还写着：同意调查“在职期间”的仲裁、诉讼记录。
“其实填的时候，也挺小心翼翼的。”周伊说，她看过一些背调帖子。比如主管的头衔写错一个字，就可能被认定是在撒谎。她心里也不舒服，“就是感觉你整个隐私被扒开了。虽然我没有什么犯罪记录，我也清清白白，但也别扭。”
她没有点“不同意”。“你敢说不同意吗？那样人家就会觉得你填的可能是假的。”
当天晚上，背调公司又打来电话。问她是否同意“自主寻访联系人”——不经过她提供的证明人，由背调公司自己去找她前雇主的人核实。周伊解释，上一家公司规模很大，背调公司自行找到的HR未必认识她，万一对方回答“不认识”，会不会反过来怀疑她伪造了工作经历？
对方没有解释这个风险，只是反问：“那您是不同意我们自主寻访吗？”
背调能调取什么，随企业购买的套餐浮动：诉讼、金融风险、手机运营商数据等，都可能在授权范围内。但几乎没有一个签字的人说得清，这些数据从哪里来。
“背调公司的上游是一个黑盒。”从业多年的背调咨询师钱晶（化名）说。所谓黑盒，是指普通求职者、背调员，乃至部分行业从业者，都无法准确知道数据服务商通过哪些渠道获得信息。背调公司本身通常并不掌握数据，而是按调查项目向不同的第三方数据服务商购买结果，“诉讼仲裁的话，有专门的服务商。”
以司法数据为例，它最初产生于公检法等国家机关。按钱晶的了解，国家机构不会把数据直接交给背调机构，中间还有数据商。“从国家机构到数据公司的那个环节，我评估不了。”。
新京报记者以“背调公司创业者”的身份，接触到一家数据公司。工作人员表示，可以购买API接口，实现背调场景下的多维度信息查验。对方提供的一份“接口全列表”显示，这家公司可以提供“银联大数据”“公安数据”“司法数据”“运营商数据”等相关查询。
▲数据公司可查询的借口列表（部分）。受访者供图
在司法数据库中，支持核验的范围包括：民事案件、刑事案件、行政案件、赔偿案件等。
通过这份列表，一个人被分解成一行行可以被调用的数据。
查询结果不会写明具体案件，而是以低风险、中风险、高风险的方式输出——这是“亮灯”在这个系统里最早的样子。上述工作人员还称，他们可以对个人做“社会负面行为核验”，接口输出的是加密代码，每个代码代表这个人是否存在治安处罚、酒驾等“过往负面行为”。
这家公司还能提供一种叫做“价值切片”的产品：通过一个人的个税、社保、银行流水，按金额档位给用户做“价值评分”。
一些求职者以为，只要自己的判决书没有挂在裁判文书网上。背调就查不到。钱晶说，裁判文书网只是司法信息的公开展示窗口，并不等于底层数据——文书撤下了、没公开，都不代表查不到。
一家背调公司的业务人员也证实，未公开的案件，他们仍可能查到案件号、当事人及纠纷类型，“如果一定要看内容，只有公开的才会在裁判文书网上公示。”至于渠道，“我们不可能公开告诉你是哪个渠道。”
提交授权三天后，周伊的手机在短时间内连续出现HR的未接来电。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打了回去。
HR告诉她，背调中有一条诉讼或仲裁记录呈黄灯，并问她：“是你欠他，还是他欠你？”
她解释，那是前公司集体欠薪，她为追讨工资申请的劳动仲裁。HR回答，这可以理解，“没有问题。”周伊又追问其他项目，HR说都是绿灯。
挂掉电话，她当天就买了机票、订了酒店。那份工作需要异地入职，原定入职日在四个工作日之后。此前她已经连续约一周找房。“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之前，都一直在找房子，”确认背调通过后，她把其他正在接触的机会全部推掉了。
第二天，HR再次打来电话：背调没有通过。材料被提交给一个委员会复核，遭到了驳回。
“我买完票还没有上飞机呢，他给我打电话了。”听到结果时，她大脑一片空白，随后想的是怎么补救，“要不要解释一下，或者提供什么资料？面试官可不可以去求个情？”两轮面试下来，她觉得业务面试官非常认可她。
HR告诉她，自己已在能操作的范围内尽力争取，但结果无法改变。并让她“不用纠结面试官到底有没有去、去了几个”。
她没有再打电话，而是给HR发了一段长消息，措辞刻意放得柔和：她咨询过法律热线，知道发出offer后再撤回可能涉及缔约过失责任。但当时她仍想保住这份工作，不想“撕破脸”。
HR先回复了“。”，随后重申，offer撤回是因为背调未通过。
“落差非常大，心里空了一块，”在那之前，HR一直热情主动地争取她，到后面只剩两个句号。她也明白。HR未必是最终的决策者，可能同样无能为力。
那条黄灯记录，源于一笔约7万元的欠薪。
几年前，她所在的前公司资金链断裂，集体欠薪。多名员工各自以个人名义申请仲裁。从2020年12月立案开始，她经历了排队领表、立案、邮寄送达无人签收、公告送达、开庭。裁决书确认了欠薪，但工作人员告诉她，仲裁机构只负责裁决，不负责把钱追回来。
她接着申请强制执行。请假、安检、取号、排队，材料有缺项，她说自己是请假来的，工作人员教她在网上立案。又过很久。她接到执行法官的电话：法院已经强制执行，但公司账户里没有钱。2022年，案子以“终本”结案——本次执行程序终结，如果日后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她可以再次申请。
